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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文”教育概念的前世今生

79 人参与  2019年04月23日 08:40  分类 : 语文课堂  评论

众所周知,由陶本一先生所创立的语文报社,一向旗帜鲜明倡导“大语文”,实践“大语文”,推广“大语文”,无论是在语文教育界,还是在语文出版界,都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人物简介

       陶本一,1941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创办并任《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1983年底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94 年底调上海师范大学任副校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上海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主编。


语文报社的前身《语文教学通讯》杂志社创立于1978年,1981年《语文报》问世后即易名为语文报社。我于1985年7月自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开始在语文报社工作,直到今天。记得当年一进报社,无论是陶本一先生,还是其他前辈和同仁,都把“大语文” 视为报社的灵魂和名片。一说起“大语文”,人人都充满自信和自豪。这些年来,“大语文” 也一直深深扎根于我的心底。值此报社即将迎来40周年大庆之际,我的脑海里再度升起一 个念头:究竟什么是“大语文”?它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经过一番考证、梳理和思索,现将个人所得汇总如下,以求教于列位前辈和方家。


按照语文教育家李杏保、顾黄初两位先生所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说法,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自诞生以来,便一直陷于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窠臼。早在“五四”时期,就有学者从理论上对这种封闭的观念予以否定。20世纪50年代,现代语文教育宗师叶圣陶先生鉴于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曾呼吁人们把语言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


到了60年代,另一位宗师吕叔湘先生还曾在《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中提出,学校其他各科教师和行政人员,都应和语文教师合作,一起关心学生的语文,“要在整个学校里树立起正确使用祖国语文的风气,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同时,他又推而广之强调说:“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整个社会对于语文的使用是否严肃认真,对学生也有极大的影响。”(见《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但直到80年代,“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目标的提出,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等时代新观念的形成并在实践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效,人们开始从宏观的角度,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角度,来审视语言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构思和改革方案出现了”。


该书介绍说:较早提出“大语文教育”这个概念并以此设计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方案的,是河北省邢台八中的语文特级教师张孝纯先生。本着“大语文教育观”,他设计了“一体两翼”的语文教学整体结构模式:所谓“一体”,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主体,包括范文教学、参读教学、习作教学、语文考试考查等项,其中以范文教学为核心;所谓“两翼”,其一是以课外阅读为重心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种多样的语文课外活动,其二是对学校语文环境、家庭语文环境和社会语文环境的利用。


1983年至1993年,张孝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国生引领实验组的同仁,构建了“大语文教育”从整体到局部的种种教学模式和实施方案,同时还推出了一批科研成果。


与此同时,江苏省无锡一中的孙宏杰老师和兴化中 学的柳印生老师也遥相呼应,提出了“引导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的教改课题,孙宏杰将其称为“全方位教学法”,或“立体教学法”,或“综合教学法”,或“生活教学法”,柳印生则把自己的试验称为“孔雀开屏”式的辐射型教学。

 

2003年,张国生先生曾在《大语文教育 20年》一文中透露:张孝纯先生是1982年从河北教育学院调回邢台,并于1983年9月1日正式开始大语文教育实验的。“起初并没有‘大语文教育’的名称,只是确定了联系社会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坚持完整结构、重视训练效率等原则。名称的确定是在一年以后,经过了反复的琢磨和研究。‘大语文教育’之名第一 次对外发布是1985年1月,全国中语会的会刊《语文教学论坛》在沈阳和长春召开研讨会,会上张孝纯先生讲学的题目是《‘大语文教育’索绪》。后来孝纯先生将此文进一步修改,改名为《‘大语文教育’刍议》,获1985年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优秀论文奖,首发于《河北师院学报》。”(见《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11期)


而据我考证,“大语文”这个术语,最早应该见于《语文报》1981年第2期所刊张春林先生的一篇专栏文章。张春林先生是语文报社创始人陶本一先生的莫逆之交,时任杭州大学《语文战线》(后改为《语文导报》)杂志主编,同时兼任《语文报》副总编辑。2006年,他曾在《迎接语文教学的移动学习时代》一文中回忆说:“25年前,笔者在《语文报》的‘半月谈’一栏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从‘大粮食’说到‘大语文’》的短文,这是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提出‘大语文’的观点。


有感于当时语文教育界盛行的‘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口号,笔者认为大纲只是一种指导,课文不过是一个例子。语文学习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于大纲和课本的樊笼之中。‘大语文’的含义:一是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学习的内容具有广阔性;二是语文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语文学习的方式必须多样化。”(见《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2期)2008年,他又在《创办〈语文报〉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进一步追根溯源说:1980年深秋,他和时任《语文教学通讯》主编的陶本一 先生,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期间散步之际,“或许都是学文学出身,我们很不满意当时流行的‘语文教学标准化’的口号,特别反对泛滥成灾的‘题海战术’。两人合计着调动两刊的社会资源,团结各地的教育精英,编一份面向中学生的,让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密切结合的报纸。创办《语文报》的初念就这样产生了”(见语文报社建社30周年纪念文集《历史与细节》)。


关于这个“初念”,1991年,著名作家肖复兴也在报告文学《一个校长和一张报纸》中写道:“1981年,全中国响亮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口号。陶本一想要再办一张报纸,不仅中学生能看,全社会人都能看;不仅课堂上需要学语文,社会大环境也处处需要学语文。他把这种语文称为‘大语文’。这种‘大语文’不是仅仅为了考分,而是人生必备的课程,是开发人思维的重要钥匙。”(见 《文汇报·扩大版》1991年第29期)


这就是说,在《语文报》问世前夕,“大语文”教育观便已成为陶本一先生和张春林先生的共识。正因如此,《语文报》诞生后,“大语文”立即被确立为报社的出版理念,进而成为语文报人的自觉追求。与张孝纯先生在一线教学维度系统开展“大语文教育”不同,语文报人是在媒体传播维度倡导、实践和推广“大语文”的。随着《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风行全国,这种教育观很快便被推向了极致。


陶本一先生1984年被擢升为山西师范学院(1985年易名为山西师范大学)一校之长后,报社的事只能抓大放小。笔者作为报社的“小字辈”,对他只有敬畏的份儿,也没有机会就“大语文”教育观当面向他多多请教。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说到“大语文”,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这样一句话:“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中时时有语文,处处有语文。” 其中,“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一语,相传是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斯涅克的名言。


1993年7月起,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还将这句话印在封面上,作为编辑们恪守的信条。但此语究竟出自何处,迄今一直没有定论。我怀疑这句话并非华特的原话,而是脱生于下述文字:“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指出,学习一词实际上与生活一词具有共同的外延。学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可能即使在我们睡着的时候也在学习),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学习总是使学习者的行为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不永远如所期望,也不一定就是改进,也不一定持久。我们还指出,一个教师——不论是否职业教师——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别人 学习。”(见《学习方法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 美 ] 华特B·科勒斯涅克著,陈云清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综上可见,在以陶本一先生为首的语文报人心目中,所谓“大语文”教育观,其要义就是主张冲破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及后来以应试为中心的窠臼,突出强调语文教育与青少年全面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紧密联系,这就将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意义,从学科教学的层面,提升到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层面。其本质,就是把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综合性和实践性有机整合并予以最大化,切实践行语文课程的素质教育。


20世纪80年代,正是基于这种“大语文”教育观,《语文报》横空出世,一举赢得了我国语文报刊的龙头老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文启蒙高地。那年月,《语文报》的作者队伍,既有青少年师生、语文教育家,又有大学教授、诗人、作家和科学家;它的读者对象,既有学生,又有工人、农民、部队官兵和机关干部,其中不少人现在都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一提起《语文报》,他们都会动情地宣称“我是读着《语文报》长大的”。


期间,在陶本一先生引领下,报社除了独家举办了“热爱国旗、国歌、国徽、版图”(1983)、“走向社会”、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奖评选等征文竞赛外,还与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国家新闻出版署、团中央学校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1981—1991)、“十六城市中学生语文邀请赛”(1984)等大型活动,其 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辐射力为之大大扩展。


20世纪90年代,在应试教育、市场竞争白热化的逼迫下,《语文报》尽管分出了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之后每个年级又推出了相应的版本,却依然秉持着这种“大语文”教育观,并形成了立意高远、思路开放,集高品位、高质量、实用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编辑方针,即:一方面倡导源于教材、高于教材,研究考试、超越考试,另一方面又倡导课内、课外相结合,小课堂、大课堂相结合,想方设法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境和机动灵活的生活实践中学语文、用语文。


在内容建设上,它不仅将目光投向字、词、句、篇的讲解,语、修、逻、文的辅导,听、说、读、写的训练,而且重视知识的积累、方法的点拨、能力的建构、思想的感悟和情感的熏陶;版面构成既有以语言知识与运用、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思维开发等为核心划分的常规性版面,又有文学欣赏、文化聚焦、社会观察之类的拓展性版面;栏目设置既有 “识字辨词”“黑猫警长”“语言与文化”“新千字文”“古诗文助读”“阅读全攻略”“讲故 事,谈写作”“名家评点”“作文小医院”“教你学口才”“思维体操”“命题密码箱”等介绍基础知识、训练基本能力的栏目,又有“当代新诗百家”“文学形象画廊”“名著新干线”“大语文看台”“作家新视窗”“我的少年时代”“文史札记”“科技前沿”“花季悄悄话”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素养、完善人格的栏目;报纸所刊登的文章,既有课文的说疑解难、名作的导读、优秀作文的评点、考试题型的解剖、语言文字的透视,也有“感动中国”颁奖词、 春节联欢晚会对联、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欣赏,并从语文的视角出发,对青少年的课外阅读、文学创作、心理健康、上网成瘾、理财现状、偶像崇拜等社会热点,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观照与剖析。报社所精心策划编辑的各种大型专号, 更是覆盖了语文学习乃至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报社与全国中语会联合举办的“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11届)、与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联合举办的“语文报杯”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20届),至今也风生水起、气势如虹。


对于陶本一先生来说,“大语文”堪称其毕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基因和基石。1994年,他调任上海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后,曾撰写过一系列论文,从学理上阐发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关于“大语文”,他虽然没有予以具体、明确的解说,但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处处闪烁着“大语文”的光芒。


例如:1997年,他曾在《语文教育和语文素质》一文中提出“语言素质”的概念,“所谓‘语言素质’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人的认知、情感和操作等几种因素在学习、交际、创造与自身发展中的综合体现”。他认为,“课程、社会、学生是当代教育最为关注的三个方面,语言素质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对于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交际的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语言素质维系和调节着学生与学校、学生与家庭、学生与社会的交往和交流,影响到彼此的沟通、了解与合作,使学生的发展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融合于具体的社会角色之中。”因此,“语文学科不是一般的工具学科,不是生产工具,而是交际工具学科。语文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它的社会交际工具性。”(见《语文教学通讯》1997年第1—2期)


2000年,在《让语文教学轻装上阵》一文中,他又强调说:“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是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体表现为:1. 理解并掌握本国的语言文字;2. 熟练并准确地运用本国的语言来进行书面和口头的交流;3. 熟练地运用本国的语言来学习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知识;4. 准确地运用本国的语言来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要让学生学好语文、用好语文,语文教学便“要注意和学生的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以丰富学生的生活积累,改善他们的知识能力结构。”(见《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5期)


2007年,陶本一先生在与弟子于龙合作撰写的《“语文”的阐释》一文中,还曾进一步论述说:“作为母语学科的‘语文’是一个培养综合语言素质──理性地、艺术地运用母语──的课程与教学的逻辑体系,它要通过学科学习,经历九九归一和举一反三的过程, 提高语文的素养。”在他们看来,“所谓‘九九归一’和‘举一反三’,是指生活中的一切领域都包含语文的因素。语文课堂的教学目的在于对生活语文现象进行梳理,找出规律,找出语言的理性实践──‘应该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依据。然后举一反三,反馈到生活运用中去。一般来说,课堂语文教学应该高于生活语文实践。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的语文实践是一种自然实践,它可能是零散的、未经梳理的和非自觉的。这些自然实践经由课堂教学的提示、归纳、梳理、演练而变得条理、规范、清晰,从而使学习者逐渐掌握一 种自觉、理性、熟练地运用语言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应用于社会生活。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称为‘九九归一’和‘举一反三’。”(见《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11期)


2006年,陶本一先生开始承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教师教育高地”的子课题《中国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其中也谈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语文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应该利用校内外资源,加强语言实践,引导学生从社会生活中提高语文素养;应该认识到语文学习要通过语言艺术经典作品的研习,发展鉴赏和审美能力,通过系统的语文训练,有针对性地组织交流、评论活动,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正确认识语文学习与思维发展的内在联系,语文学习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转自陈隆升《对“语言艺术”的深度思考与系统建构》,见《语文教学通讯》2010年第1期)


凡此种种均表明,在陶本一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大语文”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观,也是他最具个性特质的教育观。


这些年来,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在各种报刊、图书、网站、音视频节目中,有关“大语文”的论文、读本、教学设计、训练题等,可谓遍地开花、数不胜数。2008年,语文报社庆祝建社30周年前夕,我曾用百度搜索“大语文”,发现当时相关网页大致有151,000个;而今10年过去,截至本文定稿之日,相关网页则多达5,330,000个。这两个数据的变化足以证明,陶本一先生等老一代语文报人所率先倡导的“大语文”教育观,已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充分认可。


令人振奋的是,新世纪以来日趋深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语文课程与青少年全面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紧密联系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2017年底,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又对“课程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应使全体学生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人文修养,为终身学习和全面而 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语文报社的“大语文”教育观,显然是完全符合这种定位的。


再就全球教育发展来看,如今世界各国已经掀起一种人文主义复兴的思潮。正如2015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人本主义教育宣言》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是生活本位和能力本位的,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为此,需要更新影响至今的凯洛夫教育学,改变‘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陈规,破除学校与 社会、教育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樊篱。学校应当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和生活化,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陶行知语)”(见《今日教育》2015年第5期)语文课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开展“大语文”教育无疑是必由之路!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陶本一先生以及一代又一代语文报人所倡导、实践和推广的“大语文”,既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先导性而且历久弥新的教育观,也是语文报社最为独特的品牌价值和最为突出的品牌魅力。当下我国教育已跨入新时代,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培育成为各门课程的关键词,“大语文”当然面临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问题,一旦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势必会释放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语文报人的一分子,我对此抱持着足够的信心和热切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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